二、汪仲屏故事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靠近长江岸边的瑞昌县（现为瑞昌市）码头镇，与湖北重镇武穴（现为武穴市）隔江相望。这里不仅是九江、瑞昌两县百姓人流物流的一个集散地，还是鄂皖苏区与日益壮大的赣北岷山根据地及所属的赤湖游击区相互联系的重要通道。

国民党当局为了扼杀红军游击队，扑灭革命火焰，便在码头镇设立了“缉私局”，配有十余名武装缉私人员，经常以缉查走私为名，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乘机搜括民众财产中饱私囊，并多次参与搜捕迫害老百姓和革命同志，给九瑞两县革命斗争造成很大危害。“缉私局”这个被人们称之为“雁过拔毛、刽子手爪牙”，赤湖游击队早已计划拔除掉，机会终于来到了。

1930年11月的一天，中共九江县港口区委，为解决根据地军民缺乏食盐的困难，派出两名红军游击队战士乔装成商人，到湖北武穴镇贩买了一些食盐，当运盐的船只行进到码头镇时，忽然被赶来的几个持枪缉私队员截住，他们凶神恶煞地跳到船上，一通乱翻，搜出十余包食盐后，顿时喜出望外，以通匪罪名予以扣押。这时乔装成“商人”的游击队战士边递烟倒荼，边讲明自己是“生意人”，受老板差派到湖北进货，请老总通融，日后必有重谢。缉私队员一听是大商家差派，又有重谢，觉得油水不浅，立即把他俩押到“缉私局”。姓朱的局长一番盘问后，说：“先放随从一人回去报信，船货和主事扣押，等交齐五十块大大洋，再将人货全部放走。”

港口区委书记兼赣北红军赤湖游击队指导员的汪仲屏闻讯此事后，立即集合有关人员开会，经商议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决定在不惊动瑞昌县城和武穴镇敌人的情况下，用武力突袭拔掉“缉私局”这个群众的“眼中钉”。

这天吃过晚饭，区委负责人汪仲屏、张贡庆率领赤湖游击队员40余人和20多条枪支，从赤湖岸边一个叫新屋张的村庄出发，头顶朦朦细雨，沿着崎岖山路，徒步急行40多华里，来到码头“缉私局”时已是深夜1点多了。这时“缉私局”大多数人进入了梦乡，只有少数几人正陪着局长推牌九赌博。

“朱先生，我送钱来了。”被放回去筹钱的游击队员查其沛叩门大喊。

“你是哪一个啊？”屋里传出朱局长的询问声。

“我是那个买盐的老板”。

“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听到追问的查其沛着力地拍打钱袋里叮当作响的银圆回答说：“今天下午才凑足钱，又赶了五十多里路，所以现在才到。”

听到此话后，心里痒痒的缉私局长立即叫人打开了门。忽然，几十个游击队员一阵风似的冲了进去，手中端着枪，对准缉私局长和其他缉私人员高喊：“不准动”。有个缉私队员妄图从墙上取枪抵抗，被眼疾手快的汪仲屏一枪打中他的右手，不能动弹，紧接着部分游击队员冲进后屋，救出了被扣押的同志，还缴获了八支长枪、一支手枪和数百发子弹，十余包食盐货物一样不少全部搬出去了。随后将一个个被捆绑起来的缉私队员站成一排，由汪仲屏对其进行训话：“我们是赣北红军赤湖游击队，奉中共港口区委和游击大队命令，取缔你们这个一贯与人民为敌、渔肉乡亲的缉私局，缴获枪枝弹药全部归公。共产党的政策是优待俘虏，严惩首恶。只要不与人民为敌，不与反动派为伍，回到人民中间来，我们就既往不咎，从宽处理。要是坚持与人民为敌，必然得到我党和人民的严惩，将是死路一条。”随后，根据我党政策，遣散了俘虏。

天将破晓，赣北红军赤湖游击队的队员们在汪仲屏的带领下，带着攻克“缉私局”的喜悦，返回赤湖根据地。赤湖游击队这次袭击码头“缉私局”斗争的成功，让国民党当局感到震惊和害怕。1930年11月23日的《江西民国日报》载：“九江县赤松乡共党首领张贡庆、汪仲屏等200余人，将瑞昌码头镇盐务缉私局全部缴械，并掳去八支长枪一支手枪和数百发子弹……”的消息。

正当根据地人民开始分田分地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对中央苏区疯狂围剿，九江反动势力又猖狂起来。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岷山、赤湖游击队主力先后于1930年7月和11月，两次北上湖北阳新改编为中央红军。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汪仲屏带领一个小分队在赤湖坚持武装斗争。

游击队北上阳新后，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反动武装，变本加厉地对根据地人民施以惨无人道的报复。九江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汪仲屏决定让大家分散隐蔽。汪仲屏带着妻子聂声芳及队员桂蓬、查金堂、何建炎等同志转移到九江对岸的小池口，在江边芦柴林里隐蔽。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经开会研究决定，由汪仲屏、桂蓬、查金堂组成九江临时县委，汪仲屏任书记。并决定由汪仲屏等三人到上海寻找党组织。到上海后，未能与党中央联络机关取得联系，三人只得同返芜湖。

1931年4月，再次委派桂蓬去上海，终于找到党的交通机关。正当桂蓬同志与联络员谈话时，遭到敌人逮捕。5月，汪仲屏得知桂蓬被捕，万分焦虑，立即准备到上海与党组织联系。他深知，此去吉凶莫测，故将怀孕的妻子托付给青阳木石潭的一位老农。临行时，与妻子依依惜别，汪仲屏感慨地说：“声芳，我们是患难之交的夫妻，不能依恋儿女之情。时至今日，如果我半途放弃革命，那就对不起曾经并肩战斗的烈士，对不起渴望解放的同胞，也对不起高堂老母，……革命这条路非走下去不可！”妻子默默含泪送走了丈夫。

到达上海，党组织听取汇报后，指示他返回九江，恢复党的工作，要他任九江临时县委书记，并在九江市内设立交通联络站，保持上海党中央与苏区之间的交通联系，同时，把武装斗争恢复起来。中央还规定了暗语和联络代号。

汪仲屏离开上海，途径芜湖与舒立庭、何建炎一同返回九江，秘密进入港口彭家湾，各自找社会关系住下，分头开展活动。不久，被彭家湾地主赵达伟发觉，向反动当局告密，舒立庭、何建炎两位同志先后被捕，接着敌人便四处搜捕汪仲屏，由于躲避不及，汪仲屏不幸落入敌人的魔掌。国民党省参议员高伯韩闻讯后，万分高兴，亲自提审汪仲屏。

高伯韩利诱汪仲屏说：“仲屏，你我自幼同窗数载，你聪明过人，是难得的人才，凭你的天资，什么事业不能成功？可你放着一条阳关大道不走，偏要走造反这独木桥。造反，什么人干的？无非是一些穷途末路的群氓愚工。你堂堂大家子弟，知书识礼，干这种事做什么？且不说这个，就算你造反有理，那么也是一条漫长无期的路，10上，20年，50年，100年，谁也说不清，说不定没等你造反成功，你早就葬身九泉。仲屏，你不为自己想，也要顾念高堂二老和妻儿后辈，你以前的作为，我们可以既往不咎，只要你答应“不革命”，愿做官可升官，不愿作官，可送你出国留学，望你三思而行。”

汪仲屏斩钉截铁地回答：“共产党员干革命不是为自己，要留洋我早去了，何必等你来规劝。现在，你们这些反动派还没有打倒，人民大众还没有得到解放，要我不革命，万万做不到！”

敌人见软的不行，就对他施以酷刑，但他仍不屈服。敌人无计可施，决定杀害汪仲屏。

1931年10月7日上午，汪仲屏、舒立庭、何建炎三同志被绑着押往刑场。当匪兵给他们插上斩标时，汪仲屏知道，生命最后的时刻要到了，他提出要理发，敌人只好应允。

汪仲屏同志走进街边一家简陋剃头铺里，剃头师傅给他理发时，颤颤兢兢，双手不停地哆嗦，而汪仲屏却异乎寻常地沉静，他面带愠色地说：“师傅，被杀头的是我，我不怕，你还怕什么呢？”剃老佬听了这番慷慨激昂的话，越发哆嗦不已，最后不禁失声痛苦起来。

汪仲屏理完发后，从容地走上了港口集镇街头，缓缓穿过市井，来到西边的横坝头。他昂首屹立在敌人面前。几百个被迫赶来的乡亲，见此情景，无不悲伤，有的哽咽哭泣，有的失声痛嚎。

高伯韩走到汪仲屏身后，压低嗓门说：“仲屏，死神已在你眼前了，要活，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有话趁早说，否则，刀一举起，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汪仲屏把头一昂，爽朗地回答：“我为革命奋斗而牺牲，对于己身毫不挂念。要杀就杀，不必多言！”

这时，围观的人群中传来一阵揪心的嚎啕声，汪仲屏回头一看，原来是何建炎老母亲痛哭的声音。他立刻安慰说：“何妈妈，你不要伤心，今天他们在这里杀我们，20年后，我们要在这里杀他们！”

听了这些话，高伯韩歇斯底里地嚎叫高传贤开刀。汪仲屏、舒立庭、何见炎高喊着：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革命万岁！”

“共产党万岁！”

这口号惊天动地，直冲云霄。

滔滔赤湖水养育了汪仲屏，汪仲屏殷红的热血，洒在赤湖岸边。他是赤湖人民的儿子。他坚持真理，敢于斗争，英勇不屈的精神，值得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继承和发扬；他那威武不屈，巍然如山的英雄形像永远铭刻在赤湖人民的心中，永远激励千百万中华儿女向前奋进！

为了褒扬汪仲屏烈士的光辉业绩，缅怀先烈的革命精神，1952年，遵照江西省人民政府指示，赤湖人民派代表将汪仲屏烈士遗骨护送到江西省烈士陵园。汪仲屏同志安息吧！